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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尔特在21世纪:知识分子、赛博与写作

来源:澎湃新闻 2020-02-20 10:13   /

蒂菲娜·萨莫瓦约在她2015年纪念罗兰·巴尔特诞辰一百周年出版的《罗兰·巴尔特传》里感叹,““巴尔特与福柯”这四个音节便用来指一个时代,指法兰西思想的一种光辉,指社会科学的更新、指理论可以产生“重要姓名”和“重要人物”的时刻。今天,人们不止一次地感叹再也没有大思想家了。”此类感叹在中国并不陌生:知识界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慨叹“最后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逝去,以及那个知识界掌控话语权的时代不复再临。这是知识分子作为阶层的自哀自怜还是主体生长的必然需要?不得而知,但这引发的更加值得提出的问题是,那些曾经呼风唤雨的一代思想家们,在21世纪除了发挥基础性的启蒙作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被记住的意义?

1980年被一辆洗衣车撞倒猝然离世的罗兰·巴尔特,几乎一生都与启蒙无关。任何写作20世纪下半叶法兰西风云诡谲的著作,都几乎会遗忘这个遇见风暴远走摩洛哥的“沙龙知识分子”,甚至有人不怀好意地指出巴尔特被车撞倒前,出席的即是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组织的午餐会。他似乎过时了:他是英美文化圈钦点的法式优雅文化最后的代言人,如果你需要为文章增添一丝鹅肝酱似的风雅,你就尽情没头没尾的引用一句罗兰·巴尔特;他的符号学和叙事学已经无人问津,符号学分析已经被当作古董和文字游戏只供本科生瞻仰戏仿;就连法国人如今都大多把他当作一个蒙田继承者、杂文随笔家,他每天在花神咖啡馆和地下同性酒吧之间游走的八卦更惹人眼球。

当一个知识分子在启蒙思想上付出毕生精力时,他的光辉还会时刻被团团星星之火引燃——可这个结交了福柯、德勒兹、阿尔都塞等“斗士”却向来远离一切政治活动的“中性”人,从来不会出现在21世纪任何有关启蒙和觉醒的网络文字中:一个远离街道,藏身书斋,理论已经陈旧,创作晦涩难懂的“高雅知识分子”对21世纪的我们还有什么用呢?同时,当我们似乎总能为某位学人或是艺术品找到其“当代性”的时候,我们是否思考过这种“当代性”是必然与其相关的吗?我们究竟是在寻找一个思想家的当代意义,还是在保护思想家、甚至在保护知识共同体的某种不用自证的权力与威严?

在这些前提之下,罗兰·巴尔特与21世纪的讨论才不是陈词滥调。

公共知识分子的消亡?

罗兰·巴尔特毫无疑问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依靠《神话学》写作社会时事成名,也并非隐居大学阁楼的学院派,《恋人絮语》卖出了畅销小说的销量,文化艺术领域的新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有记者约稿采访,电视节目和电影也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出入于各大沙龙结交社会名流……当然,他对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不感兴趣,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媒体大众关注的重要思想家,一种社会默契是:巴尔特只关注自己熟悉的事物,而他的博学已经足够令人惊叹。一个段子是,给巴尔特吃一块牛排,他就能写出一篇牛排的符号学论文。

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生成与学者的专业性密切相关:学者在自身专业领域进行前沿探索的同时,肩负将本专业关切社会生活的知识普及给大众的社会责任。这一行为也是互惠互利的:媒介大众得到专业性的指导意见,学者获得自己、乃至整个专业的声名提升。当然,媒体不可能彻底了解当代学术复杂而坚固的学科壁垒,学者发声必然存在“跨专业”状况——这与20世纪下半叶的法国理论界轰轰烈烈的跨学科运动恰好一拍即合:运用结构主义理论方法和学科普遍的文科转向,任何领域的话题都可以被纳入到文学理论体系之中:晚年的巴尔特不聊政治是因为他对现时政治彻底的绝望与漠视,而并非身处专业之外无法表述。

但是这种跨学科热潮足以长久吗?结构主义退潮的速度令人惊讶,“法国理论”在当代的冷清也有目共睹:人们从根本上发现了跨学科热潮深层次的破坏性,因为其反复操演的永远是同一套方法论,是介入的行为而不是被介入的学科本身。所有学科的本体发展都建立在建构、规训和自我分化上,而跨学科力量本质是对其建筑地基的质疑和颠覆。学科必须反拨这种对自身学科语言的符号学化和对其学科建构的解构行为: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还处于进步和发展阶段时,反现代、后现代的反思力量是过早的,其目前的颠覆性指向的是破坏而不是革命。在这点上,巴尔特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显得特殊起来:这个一手塑造了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方法而又迅速抛弃的弄潮儿在公共话题上的严谨和恪守专业令人惊讶——虽然看起来他是在将一切话题都归结到语言问题上,但他接下来的确心无旁骛,只谈语言。

这在当代舆论环境里是少见的:尽管学科壁垒重新提高了,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体的合作不再容易,但是媒体依然要求在自己专业之外的事物发表普遍看法的“通才”型知识分子的存在。单纯讨论自己熟悉的领域的知识分子并不具备“公共性”,他们的结论也没有大范围传播的必要。当今的传播态势似乎指向了一种生成语法:即媒体采访知识分子并不再是为了诉诸权威或者笃求专业(媒体已经对其采访对象有了足够的心理预设,做好了对象对此话题并不熟悉的准备),而仅仅是一种固定的作业模式的流水线生产。面对众声鼎沸的社会议题,媒体的采访对象里必然要有几个著名的教授级人物,他们的专业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其社会权威和声誉。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学科壁垒之外的知识分子们很难迅速得出具备专业性的创见,往往不得不跟随媒体提供的“主流”判断,然而他们一旦发声,就可有力地证实“主流”的正确,甚至可以借助其超越新闻语法的修辞与文采,达成“主流”本不具备的共情效果——从而掩盖这一“主流”本身的霸权性。

在这样的模式下,媒体和知识分子都在讨论“公共知识分子”的消亡。媒体意识到“通才”越来越难得,专业性的参考意见越发难以获取,与知识界建立的顾问关系逐渐沦为意见的同义反复,与其说寻找“公共知识分子”不如说是在寻找意见相似的同路人;而面对大多数复杂的社会公共议题,专业之外的知识分子则意识到他们沦为一种文字或者是大众情绪的玩物,甚至要开始考虑自身观点的大众性和方向性来以求自保。造成这种21世纪的社会舆论死亡现状的根本原因在哪里?思想言论的管制是不可忽视的技术性原因和潜意识根源,但是媒体与知识界的这一合作模式也已经过时了:这一范式的前提是媒体能够综合处理各方意见并完善地呈现给公众,然而在实际运行中,大多数资本和权力控制下的媒体自然而然将自己的工作转变为选择出“一个声音”并将之鼓吹为主流。当媒体引用学者的话语时,是希望获得专业意见还是希望获得符合报道基调的答案?当学者面对传媒时,他究竟能不能在已经无法做到专业性的情况下承担起“选择一种意见”的责任?

我们对“正确”结果的渴求最终吞噬了我们达到“正确”的过程。

此时,罗兰·巴尔特的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就在原始前提下具备某种未来性:他其实代表了“公共知识分子”模式早期的健康态势,即媒体和知识界的专业性合作,以及知识分子对学科壁垒在反抗前提下的尊重,而这种态势又似乎是这个“公共知识分子消亡”的时代所亟需的回归式方案——有两种可能:要么严守知识分子在专业前提之下的“公共性”,要么依靠知识分子本身过人的能力与责任感来超越严酷的学科壁垒。后者是巴尔特毕生在理论上的尝试,然而前者却是巴尔特在日常生活中的现状:21世纪我们也许需要呼吁一些罗兰·巴尔特式的对跨界异常谨慎的思想家,尽管他曾经以破坏一切壁垒的“通才”的形象进入“公共知识分子”的序列;21世纪我们同样需要呼吁一些罗兰·巴尔特式的敢于跨界打破学科壁垒的思想家,因为专业性在当代既是积极的福音,同时也是少数的暴政。

赛博艺术:我们都还不够罗兰·巴尔特

本年度的奥斯卡获奖影片《1917》虽然题材上是一部老生常谈的一战电影,但是某种意义上说这部电影唯一陈旧的只有题材:贯穿全片的第一、第三人称视角切换的长镜头将2个小时的电影变成了主机电子游戏的一个关卡,每个观众都变成了紧握手柄的玩家——于是,一种对于现实环境强烈的浸没复制感却造成后现代式的反面效果:玩家自我参与的强大自我吞噬了依靠浸没感塑造的真实性,战争的残酷与紧张被转码为游戏过关的任务性激励。实际上,这种电影和电子游戏融合的超媒介指向一种失去人类传统感知和情绪的“新人类”,这就像我们已经习惯不再作为故事的参与者在游戏中体验情节,而是轻盈地走到游戏中的角色身边,从他们身上掏出信件或者身份信息,碎片式的脑补发生在开放世界广大舞台上的多元生态。21世纪的艺术媒介变革显然基于网络赛博空间走向互动性和多元格式的“影像”,这一切拜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所赐,也同样来源于普鲁斯特开始文学创作者所创造的文字迷宫:巴尔特将其敏锐地规定为“文本间性”或“互文性”。

有一种说法是,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领域的“超文本”理论学家们寻找到巴尔特作为理论支持的深层次缘由,其实是新兴学科为获取主体性认证与话语权从而请求法国理论为之背书:巴尔特的“互文性”在他自己的理论著作和追随者的实验里也证实了印刷纸面文字在阐释这一理论上的无能。的确,网络技术和视频拍摄技术的发展促使“互文性”从文本介质提升到影像介质的存在,并使其成为当代艺术的基本存在形式的同时,一个应该被提出的问题是,现在的艺术(这里指的是流行艺术而不仅仅是美术馆的先锋艺术)足够罗兰·巴尔特了吗?巴尔特在条件所限,只能借助纸张和印刷的情况下所创造的文本场自由奇迹,在当代我们轻松超越了吗?

这个答案也许是否定的。

事实是,不仅在创作还是接受上,赛博艺术在这个赛博时代都还未达到主流。随着商业化和消费主义的无孔不入,流行艺术全面后退和停滞到“讲好一个故事”的程度,上个世纪的古典审美在21世纪席卷重来,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里阐释的资产阶级古典现实主义审美大行其道。流行艺术后退的潮流是和后现代理论在学术体系内的退潮同步的,对叙事模式进行颠覆的行为在长篇累牍的电视剧集里几乎绝迹,在电影行业也屈从于成本限制,在戏剧界被当作异端猎巫,唯独可以在电子游戏里做些许尝试:至今真正将碎片化叙事和可能世界理论运用到大众层面的,只有主机游戏领域。但是,这并不仅仅是观众的“后退”,在呼唤大众尽快面向当代的同时,这也是创作者的中庸和贫乏所致:除了情节悬念,我们再没有第二种可以吸引主体的方式了吗?进而言之,我们所有的创作逻辑都被禁锢在了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之上了吗?我们可以调动起欣赏主体除了传统的戏剧“净化”观之外的投入方式吗?

视频自媒体“回形针”曾经在第100期时发布了一项互联网集体解谜寻宝活动。所有网友都可以通过发布的视频寻找到相应线索,并且以数学计算、网站地址等符码形式进入到下一环节;与此同时,这个寻宝游戏同时加入当代游戏重要的社交的横向互动功能,玩家们在相继破解第一关卡过后进入到集体等待下一关卡的“社交大厅”,并将等待的过程也转换成为解谜的一部分。第二环节的解谜则是通过集体博弈型电子游戏的形式,在个人智慧的同时加入网络社交基础上的合作和博弈,结合计算机专业知识的考察完成了一个数百万人连续三天的寻宝游戏过程,而这整体也毫无疑问是一场磅礴的当代互动艺术实验——在这个案例里,情节性的悬念并不存在,主体所需求的故事性完全发生在参与者的横向互动之中,作品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其本身的文本丰富优势,在于这个与游戏同步的社交生态交流体系。参与的玩家不仅从游戏机制中得到了反馈,更多的则是在其他的参与者身上得到了反馈。

正如“文本间性”一词来源于“主体间性”的概念,当代去中心化的网络赛博艺术需要更加关注的,也许不仅是巴尔特让人一眼得见的拆解、拼贴和断裂,而是隐藏其中用以聚合或联合的形式所表现的“影像性”,从而推动主体从可读进入可写。巴尔特的“互文场域”成立的根本在于“文本的愉悦”,迷宫般的寻找过程伴随着身体性的极乐快感,而我们的赛博艺术创作有时却只创造了庞大的场域,错失了真正让主体进入和探索的驱动力。互文性的存在是为了创造无限的可能,而不是限制于只作为“第二种”路径存在——哪怕再大、再丰富、再浸没的影像环境,在去中心化的同时要是失去了主体得以投入意向性的期待,那么这种文本场的存在都只是“无人之境”而已。

创意写作:艺术还是学术?

巴尔特被不少英美的创意写作从业者奉为先驱。他创造了一种结合学术理论和文学创作的新式文体,这种文体将传统“随笔”(essay)中说理和抒情结合的单一结构转换为理论建构与叙事单元组合的多元结构——尽管巴尔特多次重申他所追求的“零度写作”、“白色写作”是一种超越人性意识范畴因而不可能存在的乌托邦,但他的写作还是尽量控制直接的情绪内容,任何的抒情都必须与追问这种抒情是否在本体论上成立的形而上学研究融合在一起,就像他在哀悼母亲去世时留下的“摄影现象学”和“哀恸的情动理论”:如苏珊·桑塔格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都提到的那样,巴尔特的文体中暗含着一种“明晰”。

从巴尔特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文风发展的轨迹:《写作的零度》《神话学》时期是严肃规整的议论文体,逻辑清晰说理通畅,在具体章节字句上多有修饰,一如他所阐释和批判的资产阶级古典写作;以《符号学原理》《叙事结构分析导论》《流行体系》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时期则是仿照理科论文的数理逻辑式写作,擅长分类考虑周全,刻意躲避文学性的显露;《符号帝国》《罗兰·巴尔特自述》《恋人絮语》则是随笔卡片性质的片断化写作,追求日本俳句即“虚无”又多元的“意义”,构建了整体性和不固定路径共存的互文场;而到了巴尔特晚年的《明室》以及他试图创作的小说《新生》,则慢慢“返璞归真”成为平易的说理性文字,理论性并非降低而是更与语言的叙事性和修辞性相融合。但无论哪个时期,就如同巴尔特始终未能完成他的毕业论文,他永远拒绝只存在一种单独规格的固定文体,拒绝当时法国的学院派、甚至是全世界的知识共同体一致接受的这种大学话语式的“学术文体”。

所以,某种自法国理论风行之后,以诸多理论大词所构建的,被索卡尔以“量子力学论文”所嘲讽的“后现代学术文体”与巴尔特无关,他尤其对此类“话语砖块”所组成的“套路”(doxa)式文本深恶痛绝。而这种文体的产生固然来自于后现代理论跨越学科壁垒的文学转向尝试,实际上却是后现代思潮被学术体制驯化收服的产物——因为实际上此类文本在结构上未曾有任何改动,其显著的差异仅是对原有词汇进行能指层面的刻意更新。那么,那些试图在对“后现代学术文本”进行批判的同时附带对巴尔特等人的理论性批判的行为是值得警醒的,因为这模糊了大学话语式的“学术文体”本身的僵化现状,显然造成了外界对“学术文体”和后现代理论文本之间的理解断裂:巴尔特的文本之所以无法被学术体制接受绝非因为其文体的“晦涩难懂”,而根本是因为其理论的非建构性。

那么,回到“创意写作”的根本问题上来:创意写作是在文学创作范畴内部的一种新式创作方法的探索,还是对学术理论文本和文学创作文本之间边界的探索?这样的争议甚至制造了欧美大学体系内两种截然不同的创意写作教学体系,也影响着巴尔特在“创意写作”领域中究竟起到何种作用。实际上,因为学术共同体的强大力量,前者已经无形中成为世界和中国“创意写作”教育的主流,甚至在中国这一专业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填补“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遗憾;但如果仅仅将“创意写作”限制于此,这种教育显然沦为单纯的文体学习和应用,实践性将取代其本身的理论先锋性。

将巴尔特作为“创意写作”的先驱指向彻底的针对大学话语的破坏性,它呼唤理论结构与语言结构的共振,拒绝将语言仅仅作为单一的表义工具——准确客观是学术文体引以自傲的科学主义武器,但同时也是将语言刻板萎缩为平面符号系统的权力操演。实际上,这意味着巴尔特一项重要的事业曾经因为法国理论的退潮而被遗忘,但21世纪的我们则必须面对:必须彻底解决学术共同体理论的先锋性与语言结构的陈旧性之间无法通约的根本矛盾。认为“法西斯式”的语言权力帝国不会限制思想和理论的活跃性和反抗性是荒谬的,这一层面的“创意写作”的目标,即是创造一种符合当代理论结构和思想进程的全新文体。它必须是清晰可读和多元可写这两大特征的共存,这也与赛博时代的艺术创作产生共鸣:未来的学术理论研究需要崭新的媒介形式,不仅仅用于传播,更要运用于本体创造。

2015年纪念罗兰·巴尔特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出版的蒂菲娜·萨莫瓦约《罗兰·巴尔特传》

巴尔特这样理解他所处的时代:“马克思曾认为,就像古代的人民都靠想象在神话中经历了他们的史前时代一样,德意志人靠思考在哲理中经历了我们的后历史时代。我们是现在时的哲理同代人,而不是它的历史同代人。同样,我只是我自己的现在时的想象的同代人:与他的言语活动同代,与他的玄想同代,与他的系统同代(也就是说与他的虚构同代),一句话,与他的神话或与他的哲理同代,而不是与他的历史同代。”

我们应该如何梳理一个思想家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给予后世、给予当代的思想遗产?眼光必须是当代、甚至面向未来的。如罗兰·巴尔特这样几乎等于一个时代的“法国理论最后一位大师”,他的当代价值不应该仅限于对资产阶级运转逻辑进行揭露的《神话学》,也不应当仅限于一名“沙龙知识分子”而被塑造成高雅文化和逝去时代的代言人,也不仅仅是如格拉汉姆·艾伦所说,代表着学术研究应当不断拓展思维的“多重范例”。

巴尔特有他过时的理论,有他躲避抗争的行为,但他所能给我们提供的方法论层面的警醒则是预言性的:他自身被欧美文化“神话”为空虚的“大师”符号的事实,本身即是我们应对各类现代“神话”的隐喻,他的“中性”是一种斗争的策略而不应该被理解为失败和妥协,因为他在风暴过去的澄明海岸依然坚持亮起明灯。在巴尔特的旗帜下,21世纪还有无数的问题亟待挑战,还有无数权力机制需要变革,无论是大众传媒、流行文化还是理论进展,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和满足于启蒙叙事和随之而来的二元对立——

如安迪·斯塔福德所说,既然马克思曾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巴尔特也没有单一的“巴尔特特性”,我们也时刻不满足于只生活在当代。(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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